原标题：大江东|我们拨通了100位“复阳”者电话……
6月11日，上海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11天了，一切都在好起来。但对于刚走出定点医院、来自河南南阳的小翟来说，“正常的生活”离25岁的自己还有一段距离。
这天上午10点多，小翟核酸检测两次阴性后出院，住进嘉定区一个隔离点。自4月7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以来，他连续4次“复阳”、4次进方舱、5次住进隔离点。6月7日，因入住的方舱医院关舱，他被转移到了定点医院。小翟告诉大江东工作室，病房里几乎都是老人和基础疾病患者，像他这样一点症状也没有的年轻人，“绝无仅有”。
“回想起来，很奇怪，每次都两次阴性出舱的，但住进隔离点，到第七天再做核酸检测，又‘阳’了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只要回到方舱，立马又‘阴’了，而且连续几天都是阴性，反反复复两个多月……我很迷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？”小翟说。第一次“复阳”，因为完全没症状，他要求复核，未获同意。“后来再也没提过要求，”小翟语气不急不躁，“无论要怎么做，我都会配合政府。”
这波本土新冠肺炎疫情，上海已累计报告超过62万阳性感染者，“复阳”成为他们头上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好消息是，上海已有更多资源对核酸结果异常人员进行复核，一些“复阳”者可以免进方舱。
关注“复阳”人群，就是关注庞大的阳性感染者群体。“复阳”者是否有传染性？其“弱阳”者是否需要送去方舱隔离？“复阳”者都有怎样的故事——从6月2日起，大江东工作室拨打了124位“复阳”者的电话，其中有24位或电话关机、停机，或拒绝采访，最终收集到100份“复阳”者的有效样本资料。
采访之后，记者希望尽快有实证研究，继续解开社会及当事人对“复阳”的重重疑惑……
“‘复阳’后没有症状，四五天就从方舱出来了”
采访不无艰难。
接到大江东工作室电话的“复阳”人员，有些认为是骗子，直接挂断；有些不愿意多回忆，欲言又止；有些非常想倾述，甚至邀请记者到家里坐坐……
从年龄分布来看，100位受访者中，有59人是“40、50、60人员”；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，普遍文化程度不高。有些在上海务工二三十年，二代甚至三代都生在这里；有些是刚来上海、还没找到工作就碰上疫情——受访者主要从事建筑、货运、快递、家政、餐饮等行业，每月收入大多为三五千元，少数有上万元。手停口停的他们，有的还经历了服务店铺倒闭、被解雇、拖欠工资等情况。
居住环境也存在共性——城中村、旧式里弄、工地板房，以及公司提供的多人间公寓式宿舍占比较高，大多没有独立厨卫。多名采访者表述，“同住人几乎都‘阳’过。”
接电话的场景也很丰富，包括出租屋、返乡高铁、小店和摊位、跑滴滴和送外卖路上、工地宿舍、理发店、花店、超市……电话那头，充满生活的气息，很多人走出疫情阴霾，开启复工新生活。
100名受访的“复阳”者，几乎被相同的问题困扰：我“复阳”了，为何前一天在社区检测是阳性，第二天到了方舱就是阴性？他们委屈，“第一次阳性还有点嗓子疼，第二次阳，完全没感觉啊！”
根据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在官网发布的《关于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提示（十四）》，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会对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符合出院、出舱人员进行后台标注。三个月内上述人员出现检测异常，如检测结果Ct值<35，实验室按照相关操作指引，启动追阳；如检测结果Ct值≥35且<40，实验室根据系统提示，按照“阴性”结果上传——也就是说，与普通人Ct值40以下判断为阳性的标准相比，“复阳”标准是Ct值在35以下。
大部分人很配合，“让去方舱就去吧”。也有人要求复核。33岁、来自安徽的小肖争取一番后，拿到被定为阳性的Ct值——“34.7”。“居委认定，不到35，就要去方舱。但到方舱第一次做核酸就是‘阴’——方舱医生说，你这个Ct值，不用来的。”
报道开头的小翟，开始对核酸检测标准完全不懂。反复进了几次方舱，到5月中旬，他了解到，方舱出舱和社会上阳性认定的“CT”值标准，不一样。他说，在方舱，医护人员有时把感染者“CT”值放在公示栏。在方舱外的隔离点，他无从获取相关数值。
大部分人表示，对“复阳”并不了解。也有年轻的受访者表示了解Ct值35和40的区别。还有受访者称看到过专家说法：“复阳”没有传染性。
2022年3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，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介绍，第九版诊疗方案提出，在Ct值两次≥35，中间间隔24小时，包括一些住院的病例症状消失、肺炎症状缓解，符合这些标准就可以出院，或者解除集中隔离的管理。“作出这样的调整，是基于我们实践的研究证明，在恢复期的患者，Ct值≥35时，样本中是分离不出活病毒的，这意味着这样一些患者已经不具有传染性了。”她也明确指出：基于我们国内对于复阳患者的研究，流调的资料显示，复阳的这些患者也没有再造成疫情的传播和传染。
大江东工作室采访过数位参与新冠患者救治的专家，他们表示，“复阳”者核酸检测阳性，并不代表排出来的是活病毒。Ct值高，意味着病毒较少。“Ct值只代表对RNA整条链或者片段的扩增过程，不代表‘弱阳’是否是完整病毒，或仅仅是死亡病毒残留片段。”一位方舱医生说。
那么，“复阳”者究竟有没有造成新的传播？
100位受访者中，有92人明确回复，要么没有同住人，要么同住人“没有被感染”。另外8人，除了2位拒绝回答，另6位情况有些特殊——
24岁的小雷表示，“复阳”后，女朋友被感染。但他坚持认为，那是他第一次阳性。“之前说我核酸异常，我在社区又做了次核酸，是到了方舱才出结果：阴性，在方舱连续两次检测又是阴性。”小雷回忆，当时没症状，但出舱3天后喉咙痛、发烧，“居委说我是‘复阳’，但不用再进方舱。”小雷在家休息了几天，同住的女友“阳”了——“首阳”还是“复阳”，“真阳”还是“假阳”，成了他心头盘桓不去的困惑，
37岁的王姐“复阳”后也感染了家人，但她也坚持认为那是“首阳”，理由和小雷一样。
有3位受访者称“复阳”时在集中隔离点，难以判断，“和很多人住在改建的仓库里”“20个人住在一个公寓”。
有一位受访者与丈夫同时“首阳”，又同时“复阳”。
有专家建议尽快开展实证研究，“所谓‘复阳’者，究竟检出的‘弱阳’病毒是不是活病毒？如果确认没有传染性的话，对庞大的感染者群体，是一大解脱。”
担心生计，去留犹疑，蓝领阶层受疫情影响冲击大
在一段段讲述中，“复阳”者不再是一串数字，“眉目”清晰起来。
6月5日下午3点，河南焦作小伙小任，在开往郑州的高铁上接到记者电话，在报站的嘈杂声中，信号断断续续。去年7月来上海，他成为饿了么骑手，每个月卖力点，能挣近万元，大部分寄给老家的妻子。他有两个孩子，负担很重。3月下旬，他和两个室友被封控在小区。最难的时候，3个大小伙子喝粥度日。
4月12日，经朋友介绍，他们仨到青浦一家方舱做工勤。4月29日，方舱工作结束，小任和室友住到吴中路附近桥洞下，那里聚集了十几个人。5月2日，有政府工作人员前来告知，桥洞里出了阳性，小任他们作为密接住进隔离酒店。之后，他经历了确诊进舱、出舱，进隔离点，复阳后再进方舱，出舱后又去隔离点——直到6月4日从隔离点出来，他第一件事是买票回家。
留下来继续做外卖骑手，把失去的两个月挣回来不好吗？“我老乡出来送外卖20多天，但好多餐饮店没开门，一天只有20多单、挣100多块，不够活啊。”小任很无奈。
也有人选择出舱后留在上海打工。
35岁的小赵是滴滴司机。停工两个月，公司有政策优惠，租车费减半，但两个月加起来还要交5000多元。6月4日复工，每天跑下来毛收入200多元，“不到之前的三分之一。租车费一天180元，还有油钱、吃饭钱、房租，每天都亏。租车合同6月底到期，哎，再这样就不干了，到工地‘搬砖’去。”
20岁的小张是聋哑人，记者的电话是护士替她接的。护士说，小张身体弱，核酸阳性已持续一个月，Ct值一直在35以下。所幸，电话前她刚刚满足两次核酸检测阴性出舱条件。护士提醒，健康饮食、生活质量，以及增强自身免疫力，对抗感染都非常重要。小张让护士转述，出院后她会继续打工，好好生活。
“开门两天了，生意不好。”来上海打拼20多年、52岁的老蔡夫妻，在黄浦区经营一家绿植店。封控两个多月，店里的盆栽无人照看，损失十几万元，房租每月5000元，一分不能少，目前亏本经营。“实在不行，就关店回老家啦。”老蔡说，没想到干了一辈子的事业，恐怕就这样结束了。
出行、做核酸遇到压力，减租、找工需求迫切
大部分受访者表示，并未在社区感受到歧视，“大家对我不错的。”
也有受访者抱怨：
“出门倒个垃圾，邻居吓得躲了八丈远。”
“我老公‘复阳’去了方舱，村里就把我家门封了，派了两个人轮流守门，我很憋屈。”
“我一天只吃两顿饭，不是买不到菜，而是不敢出门，怕看邻居脸色。”
“我去超市找工作，老板知道我‘阳’过，赶紧让我走。别说找工，连买东西都被嫌弃。”
“工作人员大声喊，‘方舱回来的到这里做核酸’，众目睽睽，我一个人排在阳性通道，很不好受。”
找工作，是当务之急。
“从方舱出来十几天了，四处找老乡，找以前的老板，都没找到工作。”44岁的河南人韩大姐很着急。
还有两天，就要离开隔离点，36岁的云南楚雄人李姐很迷茫，“没钱买回家车票，更付不起隔离费用。就想找份工作，但出去后还不知住哪里呢。”
找不到工作的受访者，之前普遍在餐饮业。上海重启如常生活，餐饮、娱乐等服务性行业的恢复有一定滞后性。
记者试着帮李姐找工作，致电一家长租公寓公司，询问上门保洁人员招工情况。对方描述，公司保洁处于“爆单”状态，不排斥阳性感染者，好多保洁员之前也“阳”过，只要过了隔离期，定期做核酸，可以上岗。做一单30多元，一天可做10单，但食宿要自理，最好有辆电瓶车，跑单方便些，“她才36岁，我们肯定要。”李姐动心了，“一个月挣近万元，想都不敢想。”但想到没有落脚点，也没电瓶车，心又凉了半截。
上海各工地也出现“招工荒”。
“最近半个月，工人陆续走了20%。正赶工期，但招不到人。估计用工费也要水涨船高了。”前滩一处工地负责人说。
5月下旬，大江东工作室曾探访虹桥火车站，那里滞留许多找不到工作的“离沪人”，50岁的胡师傅说，“出来打工就为寄钱回家。工地虽然活多，但算算吃住，剩不下钱，还是回去了。”
劳动力密集行业很难开出高工资，但上海生活成本尤其住宿成本高，中间不断缩小的剪刀差，挤走了许多“打工人”。蓝领们盼着有平价、安心的居住空间，就会有就业吸引力。
减租需求也很迫切。
做蔬菜生意的黄大姐，在菜场每个月摊位费要2000元，现在菜场没开业，她只能给一些老客户送菜维持生计。“希望能有些摊位费的优惠政策。”“二房东”夏先生和大房东交涉了近一周，只争取来延迟半年交租的优惠，但出于维持生意的考量，还是咬牙承诺为租户减免四五月份一半的租金。他希望，“二房东”的难处也获重视。
大部分受访者表示，做核酸和出行都挺方便。但上班族小胡说，“家附近针对出舱人员的单人单管采样点位较少，我得去专门点位做。点位工作时间和上班时间重合，开工后越来越忙，真不想在做核酸上费太多时间。”
“都过去了，总会越来越好的。”大部分受访者对明天充满希望。